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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除歷史垃圾 建設小康西藏 ——紀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理論研討會暨社科聯第五屆學術年會觀點綜述
2019年04月01日 09:36 來源:《西藏日報》2019年4月1日01版 作者: 字號
關鍵詞:西藏民主改革;人民民主政權;民主改革運動

內容摘要:2019年3月26日上午,紀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理論研討會暨自治區社科聯第五屆學術年會在拉薩召開,該研討會由自治區黨委宣傳部主辦、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承辦。

關鍵詞:西藏民主改革;人民民主政權;民主改革運動

作者簡介:

  西藏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

  2019年3月26日上午,紀念西藏民主改革60周年理論研討會暨自治區社科聯第五屆學術年會在拉薩召開,該研討會由自治區黨委宣傳部主辦、自治區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承辦。研討會上,來自全區不同行業領域的七位專家學者代表,緊扣會議主題,圍繞舊西藏的黑暗殘酷落后、黨領導下的西藏民主改革偉大實踐、西藏民主改革的重大歷史成就等方面,從各自工作和研究的角度廣泛進行了交流研討。

  一、舊西藏的黑暗殘酷落后

  民主改革前,西藏長期處于政教合一、僧侶和貴族專政的封建農奴制社會,農奴過著衣不蔽體、饑寒交迫的日子,其黑暗、殘酷比中世紀歐洲的農奴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治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毛奇在發言中指出,舊西藏的封建農奴制社會等級森嚴,農奴對農奴主存在嚴重人身依附關系,農奴主對農奴人身野蠻占有,對農奴的人身迫害令人發指。不僅搜刮掠奪農奴的勞動成果,更肆無忌憚地對農奴施以血腥的人身迫害。廣大農奴被當作私有財產隨意處置,其生死婚嫁大權被牢牢掌控在農奴主手中。農奴被任意買賣、轉讓、贈送、抵押和交換,被任意打罵和驅使,被任意濫用諸如斷手、剁腳、剜目、割耳、抽筋、割舌、投水、投崖等極為殘酷的刑罰。農奴的子女注定終身為奴,世世代代難以翻身,生活境遇之悲慘世所罕見。舊西藏處于極度封閉落后的狀態,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發展無比緩慢,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不要說現代工商業難覓蹤跡、現代社會事業一片空白,就連傳統農牧業生產也極其落后。農業生產低效簡單,主要農業區仍在使用木犁、木鋤耕種,收成僅為種子的4至5倍;牧業生產原始粗放,抵御自然災害能力低下;手工業工具和技術粗糙簡陋,產品數量極其有限;傳統商貿不斷萎縮,以物易物交易方式盛行。在舊西藏,處于上層僧侶集團金字塔頂端的是集政教大權于一身的達賴,他作為舊西藏農奴主階級的總代表,不僅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的首領,還是舊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擁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不僅在物質上決定著舊西藏蒼生的一切,還把持利用藏傳佛教,使人們在精神上處于被奴役的狀態。可以說,在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下,以達賴為首的統治集團壟斷了舊西藏的政治權力,他們利用手中的封建特權和宗教神權,通過暴力統治和思想鉗制,對百萬農奴實施殘酷的政治壓迫。廣大農奴無力反抗這種吃人的制度,一方面,農奴思想上被宗教束縛,感受著“虛幻的幸福”,在這“無情世界”里尋求解脫,憧憬著來世的美好;另一方面,面對政教合一的高壓統治,“還必須承認和首肯自己的人身和自由被支配、被統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準”。在這雙重壓迫的社會里,遑論政治權利,矧乎政治自由,政治解放只能是遙不可及的神話。

  二、黨領導下的西藏民主改革偉大實踐

  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從這一天開始,在西藏展開了一場驚天地泣鬼神、舉世矚目的社會大變革——中國共產黨領導西藏百萬農奴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改革運動,徹底廢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農奴制度,解放了社會生產力,鏟除了三大領主聯合專政的政教合一政權,為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奠定了基礎。

  自治區黨委黨史辦(地方志辦公室)主任汪德軍在發言中提出,西藏民主改革,是中國共產黨解決民族地區社會變革的成功范例,也是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學說,與我國民族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解決民族問題的光輝范例,是毛澤東思想與西藏實際結合的成功實踐。

  (一)黨中央制定“慎重穩進”方針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全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在日常事務繁重的情況下,黨中央、毛主席抽出很大精力解決西藏事務,要求西藏工委在工作中切實執行“慎重穩進”的方針,切忌急于求成。“慎重穩進”成為西藏工作長期的指導方針。《十七條協議》明確規定:“有關西藏的各項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辦法解決之。”在執行協議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和各族干部,以模范行動團結上層,影響群眾,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為群眾服務,挫敗了分裂分子的破壞和搗亂,站穩了腳跟。一直到1956年,西藏的民主改革才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但考慮各方條件不成熟,黨中央又提出“六年不改”方針,等待西藏地方政府覺悟。中央人民政府這種十分慎重的態度和極為寬容的政策,為實施民主改革贏得廣泛人心。在和平解放后的八年里,西藏處在封建農奴制度和黨的各級政權組織并存的狀態。人民群眾看了八年,比了八年,對封建農奴制的腐朽和反動認識得更加清楚,對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為群眾謀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感受至深,這為變革封建農奴制度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二)黨中央對西藏上層反動集團仁至義盡

  為早日實現和平改革,救百萬農奴于水火之中,黨中央利用統一戰線反復向西藏地方政府作解釋工作,耐心等待,同時認真貫徹“慎重穩進”和“六年不改”的方針。但是,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為了維護政教合一的統治和封建農奴制度,在國外分裂勢力的操縱和支持下,公然撕毀《十七條協議》,悍然全面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以失敗告終,十四世達賴及其追隨者叛逃國外。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夕,黨中央對十四世達賴參加人代會高度重視,通過多種形式希望他按時參加會議。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害怕十四世達賴再度赴京會進一步靠近中央,將失去搞“西藏獨立”的旗子,一再阻撓他赴京開會。他們選擇十四世達賴要求去西藏軍區看戲的機會,把蓄謀已久的罪惡行動付諸實施。根據中央對十四世達賴仍應多方做爭取工作的指示,西藏工委副書記、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以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理代表的名義,給他寫信,耐心做思想工作。1959年3月15日,毛主席看到以譚冠三名義給十四世達賴的信后作出批示,明確指出:“為此,要準備一封信歷述幾年以來中央對諸大事件寬大、忍耐的目的,無非等待叛國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頭,希望達賴本著十七條及歷次諾言,與中央同心,平息叛亂,杜絕分裂分子,歸于全民族團結,則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則將貽害西藏人民,終遭人民棄絕。”毛主席得知十四世達賴出逃后指出:“一、宣布為叛國者,以后只有在他悔過認罪之后,才可以回來;二、宣布為被人挾持者,仍然希望他脫離叛眾,早日回來,羅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給他留著。”為此,保留了十四世達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的職務,直至1964年。這一切表明,黨中央對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是仁至義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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