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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昊:西方民粹主義政治傳播批判
2019年04月03日 09:3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祖昊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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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當今,伴隨民粹主義在西方的泛濫,一種民粹化的政治傳播模式正在日益舉起。就本質而言“民粹主義政治傳播”是一種打著“人民”的旗號,借人民的名義展開敘事、宣傳、公關和動員的傳播戰略或話語策略。其主要特征有:第一,依照民粹主義的內在屬性,將“人民”和精英、精英建制、移民、全球化、多元主義等一系列人或事物強行對立起來,形成一個對峙性的話語結構。與此同時,站在“人民優先”、“人民主權”的道德制高點上,依靠簡單的歸因、指責和評判,把“人民”描繪為受到壓迫、欺騙和利益受損的群體,而將“敵對勢力”描繪成造成問題的罪魁禍首;第二,擴大媒體陣線,借助傳統媒體以及臉書、推特、照片墻等新型社交媒體平臺建立與公眾溝通的渠道,用浮夸、激進、粗俗的言辭和表演來抨擊“敵對勢力”,借此獲取關注、認同和支持;第三,由于“人民”一詞在西方語境中所指較為寬泛,存在一定的解釋空間。因此,無論持何種立場的政治活動者,都可以借詞發揮,把自己裝扮為“人民”的代表者。這讓“民粹”跨越了左右、黨派和意識形態的限制,成為一種可被廣泛利用的話語工具,也衍生出多種多樣、千差萬別的傳播形態。

  民粹主義政治傳播之所以“興盛”,有著十分復雜的原因。在制度層面,“訴諸民粹”是西方民主體制的一個必然癥候:它既承諾主權在民、強調人民應該掌控自己的未來,又把民權讓渡出去,形成“精英代理”的統治模式。一旦權力精英的所作所為和人民福祉產生巨大差距,兩者的分歧到了無法化解之時,一種“奪回民權、實現民主救贖”的反體制沖動就會油然而生,成為人民接納民粹信息的心理條件。在現實層面,福利危機、全球化帶來的貧富差距和失業、社會分配不公、政黨分裂、派閥政治、移民難民危機等不斷沖擊西方國家的現有體制,導致民眾與當局之間的矛盾日益擴大、前者對后者的不信任感大幅增加,無形地開辟了民粹主義的輿論市場。在傳播層面,首先,隨著當代政治事務的日益專業化、復雜化,人們認識、了解政治的空間正在逐步縮小。在這種情況下,民粹主義政治傳播憑借“人民及其敵對勢力”這一樸素的道德框架,把“政治”簡化為黑白分明、淺顯易懂的日常經驗,從而擴大了潛在的受眾規模。其次,隨著互聯網、社交媒體的出現,政治活動者能夠繞開層層障礙(如傳統媒體和傳統意見領袖等),直接與廣大民眾展開交流、建立聯系、實現一步到位的“互動”。而“民粹主義政治傳播”本身以“人民”為內核,一旦踩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跳板”,可以獲得“與民活動,為‘民’而‘互動’”的雙重效果。此外,“民粹”還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草根”屬性通同一氣,使激進、偏執的政治言論和政治演繹不斷孽生出來,既填補了網民的政治消費欲望,也為民粹煽動者提供了積攢人氣、建構自身合法性、賺取支持率或進行政治動員的空間。

  放眼望去,從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推特治國”,到西班牙“我們能(podemos)”黨的網絡化崛起,再到風起云涌的意大利五星運動以及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民粹主義革命,民粹主義政治傳播已經成為西方政客治國理政的“法寶”。然而,這種傳播模式的短板、危害卻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擴散“稀薄”的意識形態。

  一般而言,意識形態有著知識性、邏輯性、系統性、思想性等特征,它的傳播不僅能為政治制度、政治議程、具體政策等提供扎實的理論依據,還能讓人從“認識世界”的哲學立義中形成關乎國家、民族、政府、政黨的理性認識和情感依附。然而在民粹主義政治傳播中,充當意識形態的“民粹主義”卻框架單一,內容空洞,缺乏綱領;沒有嚴謹的邏輯體系的豐富的政治概念,往往需要借助其他政治思想來填充自己的“內涵”,因而呈現出“稀薄”(thin ideology)的性質。從實用的角度看,諸如民粹主義式的“稀薄”意識形態減少了公民解讀政治事務的成本,降低了選民與政治活動者之間溝通互動的門檻,符合當代政治媒介化轉型的傳播需要。然而,其單調膚淺的內容邏輯卻不能為人們的政治思考提供有意義的經驗質料,不能切實說明社會政治問題并給出合理解決方案,也不能真正扎根現實、與社會歷史的總體環境展開互動,因而無法在傳播過程中實現內容增值并發展成為獨立的理論體系。此外,民粹意識的擴散還可能降低人們與傳統意識形態忠誠關系,削弱后者的凝聚力、說服力甚至正當性,從而給整個西方政治文明的歷史傳承造成消極影響。

  第二,建構畸形的“人民”話語。

  在民粹主義政治傳播中,“人民”的概念并不是清晰、明確的,而是空洞、含糊的“空能指”。也正是因為如此,“人民”一詞才可以被隨意刻畫,用來美化未來圖景,描繪未來政治社會藍圖,勾勒統一的社會身份,讓不同價值立場的人團結起來產生認同感、歸屬感,形成新的“想象的共同體”。這種“人民至上”的話語構建,表面上與民主、民權的價值形成了照應,但實質上卻相互悖離:對“人民”的肯定,必須以否定“人民的敵人”為前提:后者要么被擺在顯要的批判位置,要么隱藏在傳播語境當中。但凡談到“人民”,人們就會立刻獲得關乎“敵人”的線索;“人民”有多正面,“敵人”就得有多“負面”。如果所指“敵人”為精英,那么“人民”就是反政治、反體制的代名詞:他們代表正義、永遠正確,而執政當局則相應是“錯誤的”,應當被抨擊、嘲弄。如果所指“敵人”為社會部分群體,那么“人民”則是不完整的:它從共同體空間中生硬地割裂出 “他者”并將其排除在外——不僅損害了“他者”的民主權利,也對包容多元、容忍差異的民主結構產生了沖擊。

  第三,進行否定性的話語動員。

  我國學者林紅指出,民粹主義全部采用“反……”的話語結構,目的都是試圖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反對“他們其他人”的主張與政策。根據“人民”對“其他人”的二元價值立場,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與意志的政治,或者是只對其他人有利、不能惠及人民的政治,全部都是否定的對象。 從本質上講,這種否定性的話語動員是西方社會“話語封閉”的變向延續。按照美國哲學家馬爾庫塞的說法,所謂“話語封閉”,是西方統治者用操作主義的方式改造語言表達,把本會引發矛盾、猜疑、分歧的人或事物用正面的方式描述出來(如“無害的放射性塵埃”)并向社會擴散,引發受眾的正面聯想。在這種情況下,人的肯定性思維得到充分調動,批判質疑的否定性思維受到壓制,因而呈現出“單向度”的話語閉塞狀態。相比之下,民粹主義政治傳播則是把原本相對中性的人或事物予以負面描述,激發受眾的負面聯想。在批判和抗議的聲音甚囂塵上的時候,諸如“我們應該肯定什么?堅持什么?維護什么?”等問題,卻得不到充分解答。由此觀之,雖然民粹主義政治傳播依靠“反式”的話語結構,調至了語言表達的邏輯,但仍舊沒有提供一個開放的言說系統,而是再次限制了人們的思維意識,使其走向激進、離散、極化、祛序、的“單向度”。

  第四,沖擊傳媒政治生態。

  長期以來,西方的“媒介”和“政治”始終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平衡關系:一方面,媒介作為國家“第四權力”,有服務公眾和防止濫權的責任,其必須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排除后者的過分干預;另一方面,媒介又與政治系統緊密相聯,發揮著維系秩序、構建合法性、創造共識等建制化的功能。然而,民粹主義政治傳播卻在打破這一平衡。首先,“民傳”不斷抵制、擠壓建制化的媒介行為:往常堅持精英做派、說理論證和意識形態說教的政治傳播手段開始被視作欺騙性的技倆甚至敵視人民的舉動,因而迫使政治活動者與傳統的政治溝通風格“決裂”,紛紛調轉馬頭、開始用“民粹”說事兒。其次,“民傳”也加劇了媒體的犬儒化傾向:不僅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變成了民權運動和抗議團體的主要活動場所,一些傳統媒體也從往常的“政治導向”、“政黨導向”中脫離出來,以“公眾代表”的身份介入政治傳播進程,擴大對當局和現有體制的批判,迎合受眾的胃口。 從表面上看,這種“脫離政治、倒向社會”的現實狀況,似乎能夠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提高他們的政治效能感及其對政治議程的影響力,但它不是在哺育公民,而是在生產暴民;沒有在播撒公共理性,而是在鼓勵群氓心態。如此一來,媒介在政治系統中自下而上的壓力機制將會轉變為劍走偏鋒的解構力量,成為反體制、反現實的推手。此外,由于建制化媒介行為受到排擠、政治活動者不斷向民粹化的政治溝通風格“倒戈”,往常宣傳、公關、演講、辯論等政治傳播活動中的理性規范不斷被草根元素所洗刷,其所發揮的維系秩序、構建合法性、創造共識等功能也逐漸消散、甚至徹底調轉,不僅破壞了媒介在政治系統中自上而下的建構作用,也相應地瓦解了媒介與政治活動者、政府乃至體制之間的相互照應關系。總之,隨著民粹主義政治傳播越演越烈、積水成淵,西方媒介的社會功能和政治功能可能會在異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將把西方傳媒政治生態帶向何方,已經是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

作者簡介

姓名:祖昊 工作單位: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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